王京生
提要：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只有持續創新，才能推動持續發展。作者在此首次提出文化對國家創新戰略的支撐作用，認為實施國家創新戰略不是單一的科技驅動，而是科技、文化、制度、市場四大驅動。只有打造創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創新才能形成規模和可持續性。作者認為，文化不僅是創新的根本動力，也為創新設置了人文邊界。他分析了民族心理定勢和文化傳統對國家創新的影響，闡述了觀念引領對于創新戰略的積極作用，以及文化流動對于塑造創新自覺、自信、自強的重要意義。文化不僅鍛造了國家創新所需的企業家精神，還營造了“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人文氛圍，并通過“文化+”業態催生了創新創意階層，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了實現空間和環境支撐。
中共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把創新置于未來發展的五大關鍵詞之首，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具有重大意義。如果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那么，創新就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必由之路。沒有持續的創新，就沒有持續的發展，也就難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當我們考察世界各國創新能力、創新歷程和效果的時候，會發現巨大的差異。全世界都認識到創新的重要性，為什么一些國家一直走在創新前列、引導著創新潮流，而一些國家則只能蹣跚而行，甚至因為創新導致動蕩和挫敗？這除了與各國具備的一般性創新要素：資本、科技、市場、集成能力、制度等有直接關系，更重要的是背后隱然存在的文化差異。文化的形態不同造成了國家創新能力的迥異，國家創新戰略根本有賴于文化的支撐。遺憾的是在創新理論研究方面，對文化的重要性還缺乏系統的論述。
大略言之，國家創新戰略的文化支撐主要體現在以下8個方面。
一是提供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核心價值。各國所崇奉的核心價值直接關乎創新的地位和能力。卡爾·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指出，“自從西庇阿時代以來，人文主義成了文化意識的一種形式。西方國家在不斷的突破中，各民族輪換地擁有屬于他們各自創造的時代，整個歐洲也在突破中獲得了它的生命。而中國和印度總是在延續它們自己的過去時存活。”
卡爾·雅斯貝斯對中國的評論已經過時。中共中央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就是我國創新戰略的核心價值。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所發布的相關報告中，除了反復強調文化是人類發展的最高目標，還更進一步指出，就當下而言，文化還是今天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的“2015年后發展議程”，也明確把文化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美國、以色列這些國家之所以成為全球創新的中心，是因為其背后有強大的文化支撐。所以，實現國家創新戰略絕不是單一的科技驅動。科技驅動、文化驅動、制度驅動和市場驅動是創新的四大驅動力。只有打造創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創新才能形成規模和可持續性。
我們還要注意到，文化的核心價值不僅是創新的根本推動力，也為創新設置了人文邊界，也就是哪些是可創新的，哪些是不可創新的，比如那些反人類、反生態的所謂創新行為，就應該堅決抵制。文化為創新注入人文關懷，這也是文化對國家創新支撐作用的一個突出表現。
二是提供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心理定勢和新的傳統。心理定勢就是心理上的定向趨勢。由于所接受的文化習慣和教育的不同，小到個體之間、大到民族的心理定勢都有著相當的差異，由此而形成不同的文化傳統。從人類歷史來看，中華文明作為唯一沒有中斷的延續性文明，歷經分裂與災難而屹立不倒，靠的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創造能力及優秀的心理定勢和傳統。
但毋庸諱言，我們的文化中也有較多的落后與保守理念所造成的心理定勢和習慣。中國人的崇古心理、效法心理、趨同心理，和“彼偏我正、彼夷我中”心理，以及“不敢為天下先”的祖訓，都曾使我們喪失了創新發展的良機，甚至造成深重的災難。我們必須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挑戰，形成新的傳統、活的文化。
創新與好奇心、想象力、創意、發明等密切相關，包括：以開放的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勇于承擔智識風險、嘗試以新的方式探討問題；具有實驗的精神；具有自我反思與不斷學習的能力。其根本在于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這往往是一個歷史顛覆過程。敢于質疑既成事物，敢于重新解構和闡釋，創造新的方法，把“期然”變“應然”，形成新的心理定勢，是解決我國創新體系動力不足的關鍵。
三是提供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觀念指引。國家創新戰略涉及全方位創新，尤其需要觀念的引領，如此才能使民族創新形成汪洋恣肆之勢，而不是局限于個別領域，這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鐵律。文藝復興引領的歐洲各國如此，北美新大陸的迅速崛起如此，中國近百年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的歷程更是如此。
改革開放本身就是與時俱進、思想解放的產物，它所高揚的變革旗幟對國人的思想激蕩及其所引起的連鎖反應，為后來取得的偉大成就奠定了基礎。而作為其中的杰出代表，深圳特區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中異軍突起、大放異彩，原因固然有很多，但首要的是新觀念的引領，這里首先生長觀念，然后才生長高樓大廈，百業興旺。從某種意義上說，深圳十大觀念就是創新的十面旗幟。一句“來了就是深圳人”，不知溫暖了多少創新創業者，包容了多少奇思妙想之士；一句“鼓勵創新、寬容失敗”，不知給多少人吃了定心丸；一句“敢為天下先”，更使深圳人成為領航時代的勇士；一句“實現市民的文化權利”，不知使多少人獲得了思想和創造的平等，這種包容氣度是難能可貴的。還有，“改革開放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深圳與世界沒有距離”“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等等，無一不是時代觀念的引領。很顯然，深圳觀念的例子，放在國家創新戰略層面上同樣是成立的。
四是提供支撐國家創新戰略的創新自覺、創新自信、創新自強。文化歷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處于不斷的流動當中，并在流動中實現推陳出新，創造歷史前進的新動力。當年，為了推動深圳文化的快速繁榮發展，為一個新興城市尋找文化自信、自覺、自強的理論根據，我們提出了文化流動理論。這個理論曾經為深圳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的大發展貢獻了理論根據和實現路徑，促成深圳文化在國內競爭中一直居上游之勢，成為文化立市的支撐。今天，同樣可以說，文化流動理論一樣可以作為國家創新戰略的重要支撐，使我國尋找到創新自覺、創新自信、創新自強。
文化流動論與文化積淀論并不是“有你無我”“我對你錯”的關系，而是觀察文化本質和作用的兩個角度。文化流動論強調文化橫向和縱向流動的本質，強調文化發展不僅僅取決于存量，更取決于增量的本質，強調文化流動帶來的廣泛的經濟和社會意義，強調文化流動對挑戰邊界、推動創新的重要作用。我們當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積淀的意義。簡言之，積淀的意義在于：第一，文化積淀下來就是文明；第二，文化積淀是文化傳承的基本方式；第三，文化積淀是民族和國家的根本凝聚力；第四，文化積淀所形成的傳統與習慣對每一個人的影響無與倫比。因此，在國家創新戰略中，一方面要強調文化流動的意義，在各種文化乃至信息的流動、碰撞、交流中去獲得創新的推動力和無限靈感；另一方面，也要光大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文化積淀，守住中華民族的根脈。
五是鍛造國家創新戰略所需的企業家精神。創新理論創始人熊彼特認為，創新活動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企業家精神的存在：“典型的企業家，比起其他類型的人來，是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因為他的獨特任務——恰恰在于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熊彼特所說的這種“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的企業家精神，是文化浸潤的結果。自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國整體創新能力之所以得到很大的躍升，其實是與新型的企業家群體及企業家精神密不可分的。
文化所培育的企業家精神主要體現在：發現和創造機會的能力、塑造團隊文化的能力、不斷挑戰邊界的精神、資源整合和集成的能力等。特別是文化可以讓企業家摒棄不擇手段的急功近利，鑄造“企業家精神”的三要素：第一，建立一個“王朝”的夢想；第二，追求成功的“征服的意志”與“戰斗的沖動”；第三，改革、冒險的歡樂。
深圳的華為、中興、華強、騰訊、華僑城、萬科等影響海內外的企業群體的崛起，絕不僅僅依靠科技創新，企業家們的創新觀念、人文情懷以及企業文化的凝聚力創造力，都是至關重要的。
六是培育國家創新戰略所依賴的創新創意階層。創新創意階層對于我國創新體系建設的意義極其深遠。美國學者佛羅里達早就注意到，當代社會，知識和創意或人力資本、人才正在替代傳統的自然資源和有形勞動，成為財富創造和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文化在創新創意階層培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文化+”催生創新創意階層。所謂“文化+”，就是以文化為主體或核心元素的一種跨業態融合，它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文化經濟形態，即充分發揮文化的作用，將文化創新創意成果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領域，形成以文化為內生驅動力的產業發展新模式與新形態，其實質是要實現內容、市場、資本和技術等關鍵要素在文化產業發展中的聚集、互動、融合和創新。
“文化+”與“互聯網+”有兩個相似點：第一，它們都是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前者為產品注入更多的設計元素和人文內涵，提升附加值；后者則以先進的科技手段優化生產要素。第二，它們都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主戰場。兩者都無處不在、無遠弗屆，沒有任何門檻，更沒有任何職業、年齡、學歷的限制，只要創意符合社會需求，誰都可以使用，誰都可以創造。創新創意在這里水乳交融，知識、藝術、財富在這里相互轉化。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文化+創意”“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新興業態的形成，成為文化經濟創新發展的最大內驅力。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模式驅動下，文化產業實現了跨界融合、跨越發展，有力催生了各行業創新創意階層的崛起。就以深圳而言，各類設計師和創意人才這些年的總人數都在急速增長，目前已達到40萬人左右。這個群體每天都在迸發奇思妙想，創造出形態各異的各種產品。
其次，文化多樣性養育創新創意階層。文化的多樣性在吸引創意人才以及支持高科技產業發展和城市經濟增長方面，具有關鍵作用。經濟學家很早就注意到，多樣性可以提高一個城市養育創意人才的能力。一個具有文化多樣性的城市，在吸引創意人才和人力資本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優勢，從而可以孕育、滋養創新創意階層。而能留住這些創意群體的地方，可以產生更多的創新，從而實現良性循環。
七是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實現空間和環境支撐。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發展理念一經提出，就受到國內外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據國家工商總局統計資料顯示，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全國新登記注冊企業數量為383.23萬家，平均每天新誕生企業1.05萬家。時間雖短，但影響巨大。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在2015年版《世界知識產權指標》中稱：“2014年全世界創新者共提交了約270萬件專利申請，比2013年增長了4.5%。中國的申請量是推動2014年增長的動力。受理量位列前茅的專利局有中國，申請量為92.8萬件，隨后是美國（57.8萬件）、日本（32.5萬件）、韓國（21萬件）和歐洲專利局（15.2萬件）。”對此，《瑞士商報》網站評論稱，“中國充滿發明家精神，中國主要靠復制西方產品引起關注的時期早已結束，眼下全球近1/3的專利申請來自中國。”可見，“雙創”不但創造出令人驚異的經濟價值，基本解決了令人憂患的就業問題，促進了經濟轉型升級，而且賦予國家創新戰略以全民意義。傳統的創新理念往往把目光鎖定為各行業的專門研究者和極少數的部門精英，一般的民眾也認為創新與己無關。“雙創”的提出與實踐，徹底顛覆了這個觀念。李克強總理指出，“國家繁榮發展的新動能，就蘊涵于萬眾創新的偉力之中。當前中國現代化建設正處于關鍵時期，將堅定不移地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使人人皆可創新、創新惠及人人。”正如凱文·阿什頓在《創造》一書中指出的，“創造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創造就是人類，創造就是我們所有人，創造就是每一個人。”
文化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支撐，可以從兩個方面解讀，一方面新的廣泛的創新創意階層是依靠文化孕育并提供廣闊空間的，全體國民也迫切需要提高文化素質，才能更主動投入“雙創”；另一方面，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絕不僅是解決當下的經濟問題，而是能夠錘煉出更高的國民素質、改善中華文化的基因，使我們民族文化中自強不息、“茍日新，日日新”的基因發揚光大。當然，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作為一個整體號召，才剛剛開始實踐，不能期待一切都那么完美。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要摒棄運動式的思維慣性、大躍進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和從眾的狂熱心態，建立有序、理性、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機制。
此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定要有一流的文化服務，否則就無法提供創意和新技術新發明所需的溫床，也留不住人才，最終導致創新也不可持續。
八是營造國家創新戰略所需的“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氛圍。前面提到“鼓勵創新，寬容失敗”是深圳十大觀念之一，為特區改革創新提供了豐厚的精神土壤。假如說“鼓勵創新”是深圳成功的根本，那么這僅是深圳精神的一個方面，在“鼓勵創新”的同時，“寬容失敗”似乎更加深刻。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人在深圳成功了，但更多的不為我們所知的人失敗了。而深圳的魅力正在于，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都予以包容，因為只有寬容失敗，才構成創新與成功的前提和基礎。而“鼓勵創新、寬容失敗”，正是許給那些敢于創新者的莊嚴諾言。風氣決定命運，對創新創意者更是如此。國家創新戰略要取得成功，必須一方面在文化觀念上形成“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共識和良好風氣；另一方面在制度設計上也要予以實質性的推動，尤其是“寬容失敗”方面，它不僅體現于語言的慰問，或投以同情的目光，還應對創新失敗者給予實質性支持，這也是國家創新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文化的力量，可以讓一個默默無聞的城市變得聲名遠揚而富有魅力；文化的力量，可以把一個守成的民族改造成一個創新的民族；文化的力量，可以把一個一度落后于世界歷史進程的國家變成一個引領人類文明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文化的力量，伴隨著國家創新戰略的深入實施，伴隨著文化改革創新的不斷推進，必將生生不息地釋放自己的強大能量，助力中華民族走向偉大的復興。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