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網時刻 記者 譚倩 衡陽報道
從1978年到2018年，改革開放邁入第40個年頭，回首衡陽各個領域那些翻天覆地的變化，醫療衛生領域絕對稱得上獨樹一幟。從最初看病老三樣“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表”，到如今的“血氣分析儀、四維彩超、螺旋CT”等先進醫療設備；從群眾患病找醫生，到享受簽約家庭醫生上門服務；從看病遠看病難到覆蓋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立……四十年滄桑巨變，衡陽醫療衛生事業飛速發展，人民群眾有了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
作為一直生活在衡陽、并見證改革開放四十年巨變的老醫生李運蓮來說，自己和兒子李士的工作經歷，便是衡陽基層醫療衛生事業變化的一個縮影。
“老三樣”憶艱苦歲月
初見李運蓮醫生，是在雁峰區某街上一間頗有年月的私人診所里，內里中藥飄香、陳設簡單。李醫生雖已68歲，但退休后仍在該院坐堂。她說：“雖然現在條件好了，但是我閑不住，我熱愛醫生這份事業，就想為人們做點好事，做老百姓的健康守護人。”
從醫41年的李運蓮見證了改革開放以來基層醫衛事業的發展，對于現在的就醫條件，她過去做夢也想不到。
1977年，畢業于衡陽市衛生學校的李運蓮被分配到衡南縣咸塘鎮衛生院工作。那個年代多數城鄉的醫療水平低下，李運蓮所在的咸塘鎮也不例外。“當時衛生院就是一個兩層的紅磚瓦房，我們就靠著老三樣‘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表’看病，哪有現在的醫療器械這么齊全。”
由于衛生院人數少，而看病的基數大，李運蓮即使作為醫生也要承擔其他的崗位職責，“打針、發藥、收錢……什么都要干，后來還要時常下鄉搞計生結扎，那個苦是現在人想象不到的。” 李運蓮回憶著那段艱苦歲月。
進入上世紀80年代，李運蓮被調至衡陽市雁峰區湘江醫院(現在的黃茶嶺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工作。1998年6月，醫院發展遇到了頸瓶，人員偏多，業務收入增長緩慢，在醫院發展面臨困境的時候，李運蓮主動承擔當時偏遠郊區一個分門診部的臨床工作，帶著一位護士在基層搞“點”十年。
“真窩囊!”談到當時的境況，李運蓮嘆氣的吐出這三個字。診所建起來后，醫療用品少之又少。“診所面積狹小，除了放置藥品柜、坐診桌外，診所里的床不僅是病號的床也是我和護士休息的床。”
讓李運蓮難以忘懷的是，當時的不銹鋼針注射器不是一次性的，每次使用完后放到大鍋煮沸的開水里消毒，再繼續使用。最讓她無奈的是，輸液管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那時候大部分人有小病就只吃幾粒西藥丸子，吃藥不管用的才打青霉素(肌肉注射)，有些人就干脆自己吃土方子。” 李運蓮感慨，這既源于當時條件的艱苦也源于當時人們健康意識的薄弱。
“自行車、藥箱是母親出診時的標配，有時候接到急診半夜騎著單車就去上門看病。”李運蓮的兒子李士回憶道。那個年代，沒有醫療保障體系，母親的診所點就是那方圓大部分人看病的地方。李運蓮感嘆道，雖然條件艱苦，但是相比以前，這已經有所進步了，畢竟人們看小病不用奔波到市里來了。
激蕩前行，改革鋪就健康路
受母親的影響，從衡陽醫學院(現南華大學)畢業后的李士也毅然走上從醫之路。屈指算來，他已在珠暉區婦幼保健院(以前稱江東區婦幼保健站)工作15年了，從單純的大內科醫師到基層全科醫師，醫療政策和衛生環境的變化可謂歷歷在目。
兩間門面、幾把座椅、鐵架子隔開的藥房……2004年李士參加工作時，幾乎和母親90年代行醫時的環境相同。“當時在湖北路干子里100多平方的兩間門面里，兩三個四方桌子就是坐診臺，病床就是一鋪草席床，人多的時候患者就自己準備個衣衩拿著吊瓶在外面的馬路上徘徊。”談起那段經歷，李士印象深刻。
2005年后，乘著國家對基層醫療建設加大投入的東風，李士所在的江東區婦幼保健站搬遷至今天的珠暉區東風南路，如今稱珠暉區婦幼保健院，配套解決了康復住院病房、健康體檢中心、康復診療室、健康教育室等工作用房。醫療器械上也有了顯著的改變，四維彩超B超機、螺旋CT掃描機、數字化X線攝影系統等多種先進醫療設備被引進使用。
“隨著21世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健康意識也不斷提高。基層醫療模式已由治療向預防轉變。” 李士說，這催生了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和分級診療制度。
十九大報告中正式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加強全科醫生隊伍建設，推進分級診療。這幾年，衡陽加快推進醫療聯合體建設，下沉優質醫療資源，逐步實現市、區縣、鄉鎮、村四級診療信息整合共享。基層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已成為城鄉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一部分。
去年7月，李士參加了全國基層全科醫師高級研修班，在全科醫師隊伍建設中磨練成長。雖然現在已是醫務科科長，但他每周還是要坐診幾天，并上門為簽約家庭服務，因為這讓他能夠最準確地掌握簽約對象的健康現狀而做到精確診療。“現在我得對我的簽約對象負責任。”
如今，李士的家族中，從醫之人不在少數，醫改增進的民生福祉使他們的動力更加澎湃。“我們看得到改革開放在醫學上帶來的變化，這較40年前有了天壤之別。我相信隨著改革開放持續不斷地深入，我們的醫療衛生事業定會迎來更美好的明天。”李士深深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