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報評論員姚龍華
3月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舉行首場新聞發布會。當記者問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助推人工智能健康發展如何考慮”時，發言人張業遂回應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把人工智能方面立法列入抓緊研究項目，圍繞相關法律問題進行深入的調查論證，努力為人工智能的創新發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自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以來，如今的人工智能技術已逐漸成為推動人類社會與經濟形態演進的革命性力量，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以“智”圖“治”，為社會治理開辟新格局；以“智”提“質”，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以“智”謀“祉”，為民生福祉拓展新內涵……人工智能的影響面越來越廣，滲透性越來越強。
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事實上，中國雖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在高端芯片制造等核心技術上與世界頂級水平還有不小差距，但人工智能產業競爭力國際領先，在人工智能的研發進展、市場規模、應用范圍以及推廣力度等方面表現搶眼。
跟很多新技術一樣，人工智能也是一把“雙刃劍”，其應用具有不確定性，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法律關系、道德倫理、社會治理等方面的新挑戰。眼下，人工智能技術快速迭代，在有些領域已走入“無人區”，法律和監管滯后“夠不著”，安全風險挑戰不容小覷。
人工智能到底有多“能”，取決于技術的顛覆性和適用性。而人工智能的“正能量”有多大，則取決于技術的規范度和產業的健康度。加強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在風險研判和防范，建立和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規、倫理規范和政策體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評估和管控能力，最大限度地“揚善避惡”，是當務之急。全國人大常委會把人工智能方面立法列入抓緊研究項目，是對社會關切的積極回應。
立法之于人工智能，不是單純的約束，根本目的是引領和促進其規范發展、創新發展。人工智能是一項革命性技術，但其牽涉的問題卻絕不只是技術性的，考驗立法“技藝”。
有專家指出，雖然人工智能領域立法活動需要加速開展，但就目前而言，我們更需要人工智能發展和創新的有利環境，不宜過早對人工智能領域進行全行業的過度法律干預，從而對技術及產業發展造成阻礙。那該怎么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一些與人工智能密切相關的立法項目，如數字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率先提上日程，即針對人工智能已經顯現出來的安全風險“見招拆招”，是很有效的一種路徑。
此外，先不搞“大而全”，而瞄準“小而精”，重點圍繞自動駕駛、無人機等應用基礎較好的細分領域，加快研究制定相關安全管理法規，既為成熟的新技術快速應用提供法治引領，又給冒頭的新技術演化發展留下足夠空間，也是很有必要的。深圳在人工智能技術落地、規模應用上具有先發優勢，在人工智能重點細分領域地方立法上也應率先探索，為全國性立法提供有效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