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李光宇向記者展示了兩組數據：2017年雙十一期間，某軟件攔截騷擾電話18.9億次，平均每天攔截5901.7萬次；另外一家企業發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手機安全報告》指出，第三季度用戶標記騷擾電話近1.17億個，即平均每天標記的騷擾電話高達127萬個。李光宇展示的，僅僅只是兩款App的報告數字，實際的情況可能還要嚴重得多。
這些年來，智能手機和移動支付已深深楔入我們的生活，許多人的工作、社交越來越依賴手機，一些人開始發現自己已經不怎么用現金了，拿部手機出門，幾乎可以搞掂所有的支付問題。而與此同時，電信網絡騷擾、詐騙時有發生，我國每年因信息詐騙造成的損失數以億計，有單個受害者的損失甚至高達數千萬，而損失數據更呈逐年遞增趨勢，這樣的狀況令人憂心。
據專業人士透露，目前信息詐騙和信息騷擾技術已“先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一筆詐騙而來的贓款，僅需3次就可轉到境外，想要追回比登天還難。而與此同時，一些既得利益集團面對電信網絡詐騙和信息騷擾始終態度曖昧，諸如垃圾信息、騷擾電話等等難以禁絕，正與之相關。往小處講，這些亂象的存在會令公民利益受損，往大處說，移動互聯網產業乃至整個宏觀經濟發展都有可能因此被阻滯。
對于騷擾詐騙電話，各界也在苦苦尋找應對之策。早在2014年5月，在全國百余家媒體的見證下，中國手機反騷擾反欺詐聯盟正式成立。聯盟由晶報與360手機衛士共同發起，匯聚了全國五十余家最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聯手聲討信息騷擾詐騙。在一百多天的時間里，晶報持續跟進報道手機反騷擾反欺詐，產生了巨大影響。隨后，深圳開始開展聲勢浩大的“打擊信息詐騙和反信息騷擾”專項行動，相關措施陸續有來，有力打擊了電信網絡領域的詐騙和騷擾。
但即便如此，騷擾詐騙電話依然猖獗，全國人大代表的憂慮，正與嚴峻的現實緊密相關。治理亂象須用重典。在新加坡，個人信息保護署可以對撥打騷擾電話等違法行為施以不超過100萬新元（約合人民幣514萬元）的處罰，發一條垃圾短信，有可能面臨最高1萬新元的罰款。而在我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等法規對騷擾電話等有所提及，但威懾力度明顯不足。而從執法層面來看，對于騷擾詐騙電話的治理也存在“多龍治水”的情況，相關部門之間缺少聯動機制，也難以形成合力。
近日，正在公開征求意見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條例（修訂草案）》要求，金融、電信、物流、寄遞、物業管理、房屋中介等企業應建立客戶信息保密管理制度，不得泄露客戶的個人信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對于騷擾詐騙電話的治理事關公共安全，公眾希望能有一個更全面、立體、系統的整治措施出臺，讓騷擾詐騙電話逐步遠離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