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深之間存在強烈的互補性，相互學習與合作共贏是主流。在追求全面先行示范的過程中，廣州就是深圳身邊的標桿。同時，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也為廣州推進高質量發展樹立了新標桿、創造了新機遇、增添了新動力。
廣州和深圳，華南雙子城，其交流互動往往成為關注焦點。9月5日，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市長陳如桂率深圳市黨政代表團赴廣州市學習考察，簽署兩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再次引發廣泛關注。
在一個省份中，經濟體量相近的兩個城市，往往會暗中較勁，形成你追我趕的競爭態勢。在全國范圍內，能數得上的就是廣州—深圳、青島—濟南、福州—廈門、南京—蘇州等。而廣州和深圳，則是“雙城記”系列中最重量級的一對。
值得注意的是，廣深其實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城市，競爭關系有，但主要還是互補與共生關系。有學者研究指出，基于城市的內向集聚度和外向輻射度，大城市存在“門戶城市”和“中心城市”兩種屬性。廣州的門戶城市屬性更為突出，深圳的中心城市屬性更為顯著。
廣深之間存在強烈的互補性，相互學習與合作共贏是主流。從公開報道看，從2018年到此次簽署框架協議，不到兩年的時間，深圳市黨政代表團就兩次前往廣州學習考察，廣州市領導也兩次來深調研座談。廣州擁有歷史文化底子厚、國際化程度高、城市規劃管理經驗足、教育醫療發展水平高等發展優勢，是深圳學習的榜樣；深圳在科技創新、產業發展、營商環境改革、自貿區建設等方面的先進經驗，能夠推動廣州實現老城市煥發新活力。有觀點認為，廣深之間呈現出一種雙向的“鯰魚效應”，互相刺激著對方進步。
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將社會空間分成兩類：場空間和流空間。作為空間載體的城市強調的是等級、邊界，對應于場空間；而信息化社會中各種要素流動建構起來的，則對應于流空間。與之對應，有兩個經典理論：一是德國地理學家瓦爾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的中心地理論，強調城市間的競爭和等級次序；二是英國學者泰勒（Peter J·Taylor）提出的中心流理論，強調的是城市間的互動與交流合作。
一個區域的發展，既離不開城市之間的有序競爭，也離不開要素流動的暢通高效。本質上，正是不同城市的競合與各種要素的流動，定義和塑造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體系。加強聯系與合作互補，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主要議題。
廣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同樣承擔著輻射帶動周邊區域發展的重要使命。在國家戰略的大格局中，廣深如何加強合作，更好地將粵港澳大灣區擰成一股繩，有底氣去跟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競爭，是一大看點。以此次合作框架協議簽署為契機，廣深在重點領域深化合作催生化學反應，強化雙核驅動作用，攜手港澳共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意義重大。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框架下，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也為深化廣深戰略合作打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賦予深圳“五個戰略定位”以及“五個率先”重點任務，沒有一個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有人認為，如果說深圳是一些領域能力突出的“特長生”，那么廣州則更像是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全能生”。在追求全面先行示范的過程中，廣州就是深圳身邊的標桿。同時，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是廣東、深圳改革發展進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也為廣州推進高質量發展樹立了新標桿、創造了新機遇、增添了新動力。
根據《廣州市深圳市深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雙方將在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共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共建宜居宜業宜游優質生活圈、共同引領“一核一帶一區”建設等方面深化合作。這對于廣深雙方來說是共同機遇，有利于優勢互補。比如，《意見》明確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雖然深圳科技創新實力較強，成果轉化能力尤為突出，但仍存在高端頂尖人才緊缺、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重大創新平臺缺乏等問題和短板。與之相比，廣州是科教重鎮，擁有大量具有國際知名度和研發能力的高校與研究機構，但成果轉化能力稍弱。廣深聯手共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既符合廣深港澳科技創新走廊的規劃，也有利于彌補雙方各自的短板，放大各自的創新優勢。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一個是千年商都，一個是科創旗幟，廣深強強聯合，放大廣州之“廣”、深圳之“深”，華南雙子城的未來必將大放異彩。■深圳特區報首席評論員姚龍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