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官員“下海”的消息見諸報端，深圳前海管理局原局長杜鵬以平安集團黨委副書記、智慧城市發展委常務副主任的身份正式亮相。
近年來，公務員辭職下海事件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隨著制定《公務員法》《關于規范公務員辭去公職后從業行為的意見》的出臺，公務員退出機制日趨完善，公眾不再擔心官員走得“不干凈”，而是開始更加客觀地觀察官員“下海”前面臨的低收入、慢升遷、壓力大等現實困境。
有網友評論說，官員“下海”很多是出于無奈。一些官員承受的工作壓力、強度與互聯網企業的“996”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與家庭幸福相比，更有回歸小家港灣、找尋緩釋的趨勢。在杜鵬“下海”兩天后，廣西南寧市的檢察官易燕平殉職在法庭公訴席上，易燕平殉職又5天，一位四川扶貧干部李軍深夜加班離世，時年33歲。而與付出相比，官員的收入并不優渥，2015年辭職的秭歸縣人社局副局長黃艷曾表示自己每年到手最多6萬，還比不上從事IT行業的丈夫繳納的個稅。
有的官員“下海”，是在追求另一番新天地。離開官場的山東濟寧市市長梅永紅，對現在的基因檢測研究工作非常滿意，這實現了他對自然人生的理想和抱負。梅永紅不是個例，為了夢想掛冠而去的，還有走向半導體基礎研究的濟南市常務副市長徐群、走向教師一線的山東教育廳一級巡視員張志勇，以及幾年前辭職回老家建獼猴桃種植基地的臨澧縣副縣長劉濤，投身公益的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去理想之鄉，種下夢想的種子。
新時代的官員由仕入商，不僅官員在變，百姓的“官”念也在變。高薪、追夢成為官員“下海”的關鍵詞，客觀、開放成為社會評價的新特點。這些轉變，一方面折射出國家治理水平的上升，制度約束與市場吸引的雙重合力賦予官員主動扔掉“官帽子”的魄力，不斷完善發展的法律制度重塑了權力與市場的關系，進一步促進了官員流動正常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會認知的進步，濃重的官本位思想在淡化，“有色眼鏡”少了，以往對官員政治資源套現的憂慮在降低，逐步讓位于新時代對于官員人才價值的尊重和認同。
“有色眼鏡”摘了，但“偏光眼鏡”還時有存在，對于一些殺伐果斷的網友來說，目光依然審慎而保守。“下海”二字本身就閃爍著“官本位”的陳舊思維，說明在我們社會評價體系內，體制和市場還有上下之分。在現實情況中，對是否存在特權與資源“轉場”的懷疑還高于信任，輿論對“下海”官員拿高薪的非議還多過理解，以至于很多干干凈凈“下海”的官員必須要保持以年為單位的“靜音”，才不會引來公眾的側目與誤讀，這對“下海”者本人來說，并不公平。
官員“下海”與90后跳槽一樣平常，都不過是市場條件下人才要素的正常流動。做官只是一種職業，既然“下海”官員的政策水平、專業素養、管理能力與企業的需求相匹配，只要依法依規、監督到位，不妨給辭職下海的官員多一些包容，少用有色眼鏡去看待這一行業的人員。
“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每個人都有追求夢想的權力，官員同時也有最求夢想的權力，也有自主擇業權，所以，在社會思想更加開放多元的今天，我們也應該變一變“學而優、商而優則仕”的老觀念，給官員辭職“下海”更多的寬容。（武越）
